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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这样一来,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2],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3]为了反对他的邻国,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战事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肯离境,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3]潘多尔福·佩特鲁奇(PandolfoPetrucci)杀其继父,于1502年成为西耶纳的统治者,1503年被驱逐,其后由于法国国王的支持再度执政。[1]这是有意夸张的表达,但是它符合马基雅维里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君主可以(甚至应该)将民事管理工作交给自己选择的地方官,而自己绝对地掌握战争事务。全球正规赌博官网[8]原文:“quodnihilillideeratadregnandumpraeterregnum”。此语引自第三世纪罗马史学家查斯丁尼(M.J.Justinus)所著《历史》(《HistoriarumPhilip—picarum》)。正确的原文应该是:“utnihileiregiumdeessepraeterregnumvide-retur,”见该书第23章第4节。

全球正规赌博官网所谓自己的军队就是由臣民、市民或者你的属民组成的军队。所谓其他一切军队就是雇佣军或者援军。如果你考虑一下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四个人[5]的办法,并且观察一下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菲利普以及许多共和国和君主怎样整军经武把自己组织起来,那么很容易找到组织自己军队的办法。而对于这种办法我是完全信赖的。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1]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MesserAntoniodaVenafro)最优秀的法学家,是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干练而可靠的大臣。

现在考虑了上面讨论过的全部事情,并且自己思量:意大利此时此刻是不是可以给一位新的君主授予荣誉的吉日良辰,是不是现在有某种要素给一位贤明的有能力的君主提供一个机会,让他采取某种方式,使自己获得荣誉,并且给本国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我觉得许多事情合在一起都是对新君主有利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比现在对君主的行动更合适。而且正如我所说过的,如果为了表现摩西的能力,必须使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为了认识居鲁士精神的伟大,必须使波斯人受梅迪人压迫,为了表现提修斯的优秀,必须使雅典人分散流离;那么在当代,为了认识一位意大利豪杰的能力,就必须使意大利沉沦到它现在所处的绝境,必须比希伯来人受奴役更甚,必须比波斯人更受压迫,必须比雅典人更加流离分散,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受到打击,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躏,并且忍受了种种破坏。这样一类的方法,贤明的君主必须遵守;而且在和平时期绝不能够无所事事,相反,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阿凯亚人的君主菲利波门(Filipomene)[4]曾经受到史学家的各种赞扬,其中有一条就是,因为他在和平时期还是思考着战争的方法;当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乡村的时候,他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讨论:如果敌人在这个山丘出现,而我们和我们的军队却在这里,谁享有地利呢?我们怎样才能够保持队形稳妥地打击敌人呢?如果我们想退却,应该怎样采取行动呢?如果敌人退却了,我们应该怎样追击呢?当他和他们一起走着的时候,他会向他们提出一支军队可能遇到的一切情况,他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说明自己的意见,同时提出理由加以论证。这样一来,由于这样经常不断地深谋远虑,他在率领军队时就不可能发生他不能够应付的任何意外事件。全球正规赌博官网[6]“他们的生命短促”(labrevitàdellavitaloro)。事实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活了六十七岁,在位十三年(1471—1484),英诺森八世活了六十岁(1432—1492),在位八年(1484—1492);亚历山大六世活了七十二岁(1431—1503),在位十一年(1492—1503);朱利奥二世活了七十岁(1443—1513),在位十年(1503—1513)。据此,此处所称“生命短促”当指教皇在位期间而言。在1976年莱比锡版《君主论》(F.Blaschhke的德译本》及1965年美国杜克大学版《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集》中的《君主论》(A.Gilbert的英译本)均改译作“统治期间”(德文:“Herrschaftsdauer”和英文:“reign”)可供参考。

但是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一个人不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的。除此之外,一个君主如果公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够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再说,如果人民满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因为人民为数众多;另一方面,君主能够使自己安全地对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君主能够预料到那些敌对的人民干出最坏的事情,就是他们将来把自己抛弃了。但是,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不仅害怕他们抛弃自己,还害怕他们会起来反对自己。因为贵族在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远而且更敏锐,常常能够及时使自己得救,而且从他们所预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此外,君主总是不得不和上述的平民在一起生活,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贵族,君主也能够过得很好,因为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并且能够随心所欲给予或者抹掉他们的名声。[2]此处译文根据M.Casella和M.Bonfantini等校订本;但G.Mazzoni校订本作“(他们)不是小心谨慎”,与此不同。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法朗契斯科·斯福尔扎所建筑的米兰的堡垒,已经给并且将来还要给他的家族带来损害,更甚于该国的其他一切混乱。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外人就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看到城垒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只有富尔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罗拉莫伯爵[7]死后的情况例外,因为她使自己能够避免来自民间的冲击,等待来自米兰的援助,重新恢复她的国家,而且当时那里的情况是外国人不可能帮助她的人民。但是,后来当切萨雷·博尔贾出击她,反对她的人民同外国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堡垒无能为力。因此,在当时和在以前的情况一样,对她说来,拥有堡垒不如不受人民憎恨来得更安全。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就够了,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父亲这一辈人当中还记得它是怎样发生的。先前波洛尼亚的君主梅塞尔·安尼巴莱·本蒂沃利[2],即当今的梅塞尔·安尼巴莱的祖父,是被坎尼斯基家族搞阴谋杀害的,当时除尚在幼龄的梅塞尔·焦万尼[3]外,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家族没有一个人幸存。可是在他被杀死之后,人民立即起来把坎尼斯基家族全部杀死了。这是由于当时本蒂沃利家族在波洛尼亚获得人民的好感是非常有力的。虽然在安尼巴莱死后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一个也没有残存下来,可是当波洛尼亚的人们听说,在佛罗伦萨有一个过去一直被人当作铁匠的儿子、其实是本蒂沃利家族的后裔,他们就到佛罗伦萨迎接他,并且把这个城市的政府交给他。这个城市就由这个人统治,直到梅塞尔·焦万尼长大能够亲政为止。

西西里人阿加托克雷[2]不仅是从平民的地位,而且是从下等而卑贱的地位崛起,成为锡拉库萨国王的。这个人是一个陶工的儿子,在他一生的各个时期都过着邪恶的生活。可是他的邪恶行径同时在身心两方面具有巨大的力量,因此,他投身军界之后,经过各个级别,擢升为锡拉库萨地方执政官。当他取得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当上国王,并且打算依靠暴力而不依靠他人的帮助,保有大家同意给他的一切[3]。为此,他使迦太基人阿米尔卡雷[4]对他这个计划有所理解,——当时阿米尔卡雷率领他的军队正在西西里作战。他在一个早上召集了锡拉库萨的人民和元老院,似乎要同他们商讨关于共和国国事似的,可是在发出一个约定的信号的时候,就让他的士兵把元老院全体元老和最富豪的人们统统杀掉。这些人死了,他没有遇到市民的任何反抗,就夺得了并且继续保有这个城市的统治权。而且,虽然他被迦太基人打败了两次,该城市最后被围攻,可是他不但能够保卫他的城市,而且除了留下一部分人马从事抵御围城之外,以其余兵力进攻非洲。这样一来,他在短期内就解除了锡拉库萨之围,并且使迦太基人陷入极端窘境,被迫同阿加托克雷讲和,迦太基人占有非洲就满足了,而把西西里让给阿加托克雷。有些人研究了罗马皇帝的生平与死亡,也许会觉得,实例同我的见解相反,因为他们察觉在罗马皇帝当中有些人立身行事一向卓尔不凡,而且表现出精神伟大的品质,然而,这些皇帝都丧失了自己的帝国,并且被那些谋反的臣民杀害了。[3]朱利奥二世(IulioⅡ1413—1513)原名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IuAlianodellaRovelle),1503年起任教皇至1513年,决心收复全部教皇辖地,除费拉拉公爵抵御了他的攻击外,一些处于教皇宗主权之下的小国的繁荣时代由此告终。[3]以上各地归并于法国的时期:布尔戈尼为1477年(路易十一世)、布列塔尼为1491年(查理八世)、加斯科涅为1453年(查理七世)、诺曼底为1204年(菲利普二世)。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由于讲求军事,于是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的公爵;而他的孩子们[3]由于躲避军事的困苦,于是由公爵降为平民。因为不整军经武,就使得人们蔑视你,这是君主必须提防的奇耻大辱之一。这一点容后说明,因为武装起来的人同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法比较的。指望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人心甘情愿服从那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或者没有武装的人厕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能够安安稳稳,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为一方抱着蔑视的态度,他方抱着猜疑,这两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处共事的。所以,一个君主如果不懂军事,除了已经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既不能获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够信赖他们。这些统治者都是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而这两者都是变化无常、毫不稳定的。这类人既不懂得怎样去保持而且也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之所以不懂得,因为除非他们是具有卓越才智和能力的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那些先前常常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他们之所以不能够保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对自己友好的和忠诚的武力。再说,遽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不能够根深蒂固、枝桠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除非象刚才说过的,那些突然之间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知道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保持由幸运投到他们怀中之物,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奠定基础——这些基础在他人说来是在作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的。全球正规赌博官网[3]即乔万尼·坎达库泽诺(GiovanniCantacuzeno,1300—1383),同帕莱奥洛吉(Paleologhi)因拜占庭王权内讧(1341—1347),于1346年同土耳其苏丹结盟,苏丹派了自己的儿子去帮助他并出兵希腊,这就成为土耳其人在欧洲扩张的第一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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